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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送达

来源:极速专题汇总_新闻中心网 时间:2019-12-6 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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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调查原石的去向及收藏情况。近年来不少重要的收藏机构陆续整理刊布其馆藏碑志,除了上文已述及者外,较为重要的有《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墓志卷》、《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等,《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则公布了南京市博物馆的收藏。这些博物馆的馆藏大部分虽已通过各种渠道刊布,这种以收藏机构为单位的整理方式,不但在真伪鉴别、拓本影印、整理质量上较有保证,也能让我们对墓志原石的收藏情况有切实的了解。《风引薤歌: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墓志萃编》收录的不少墓志,虽然拓本或录文早已在赵君平、齐运通编纂的几种图录、《全唐文补遗》系列中刊布,但之前一直不知原石所在。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文物大量被盗掘流散的历史造成的一个遗憾便是在百年前发现的墓志,迄今仍有不少不但不知原石所在,甚至没有拓本流传,学者仅能依靠罗振玉所编冢墓遗文系列提供的录文开展研究。而最近十余年来规模更大的墓志出土流散的过程,毫无疑问将重蹈百年前的覆辙。学者目前所能做的工作其实非常有限,其中之一便是尽可能地确认原石所在,进而再调查哪些墓志是仅有录文而无拓本的,继续加以查访,力求在原石、拓本、录文三个层次上建立起对资料较为完整的掌握。尽量督促各公私收藏机构提高透明度,公布所藏原石、拓本的完整目录,如《全唐文补遗》第9辑曾据淄博拿云美术博物馆藏墓志录文,但其收藏墓志的拓本除在《书法丛刊》2006年第2期“拿云美术馆藏墓志选”专号中印行过一部分外,未见有完整刊布。这一类民营小型博物馆乃至私人手中藏品的系统调查与刊布,恐怕是将来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在阅读这份榜单时,我期待可以在榜单上看到每家航司获奖的详细理由,以解答我的诸多疑问。可惜的是,榜单上,获奖航司名下只有寥寥数语的简介,语气很像是直接摘自航空公司自己的新闻稿。读完整份榜单,相信还是没有人会明白,为什么新加坡航空可以击败上届冠军卡塔尔航空,而南方航空又是为何实现了排名的大跨越。

我们误读日本医学现代化这段历史,与急功近利的民国留日医学生有关,他们急切地想要改造中国医学和社会现状,便截取了他们所想要展示的“东洋风味”,带回国内,并按他们的理解,塑造出一个没有灵魂的日本西洋医学模式。按《武士刀与柳叶刀》的逻辑,出身下层的町医或穷困家庭的后代,即使出洋留学,在国际医学期刊发表有影响力的论文,想要被由侍医转型的精英阶层接受,依然困难重重。比如,曾在北里柴三郎研究所担任助理的野口英世,在北里推荐下,去美国宾大开展蛇毒研究,后又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任职,1911年8月发表研究成果“梅毒螺旋菌纯粹培养成功”,轰动国际医学界,1914年和1915年两次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1915年他载誉而归,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热烈欢迎,各处演讲受访应接不暇。

其次,近期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兴通讯的芯片制裁,突显了中国科技的短板。中央早在多个方面出台政策,鼓励科研、创新,给科研人员减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国务院也特别要求:“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改革分配机制,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其次是伪撰。这也是渊源已久的墓志作伪方式,由于今人并不具备凭空造作一篇文从字顺志文的能力,伪撰新志一般皆以之前刊布过的旧志为蓝本,并略作改写。此类伪撰墓志,只要仔细排比,并不难揭破,近年发现伪志仍以此类型为多。《北朝艺术研究院藏品图录·墓志》所收王飏墓志系据《河洛墓刻拾零》中首次刊布的王晧墓志伪造,将王皓墓志中“延昌元年岁次壬辰”改写为“延昌二年岁次壬辰”,但未更动干支,留下了马脚。《珍稀墓志百品》中比丘尼统清莲墓志盖据民初发现的比丘尼统慈庆墓志作伪,《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燕郡夫人独孤氏墓志据张说《右豹韬卫大将军赠益州大都督汝阳公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铭》改撰刻石,《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所收许利德墓志则据《文苑英华》卷九五三穆员撰《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改写上石。除此之外,《河洛墓刻拾零》中所收卫和石棺铭系据早年出土的卫和墓志伪造,《洛阳新获墓志二〇一五》所收王维书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幢赞并序系据《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所收牛陵及妻贾氏刘氏墓志变造,这两例伪刻,造假者为谋取更高的利润,分别利用墓志文字改刻为石棺、经幢,但作伪的方式仍一脉相承。近年来大量新出墓志的发现与刊布,使石刻研究颇有成为预流之学的气象,对相关议题的深化自不乏推动之效。由于史学研究传统上仍以文字材料为中心,故学者虽皆知新获墓志来源不明,但看重其所提供的新知,对盗掘过程中考古信息遗失造成的危害认识仍欠不足。以下枚举数例说明考古信息缺失对史学研究所造成的影响。

事实上,若仔细检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虽被奉为新史学的开山,但仅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一端而言,并不难在传统的金石学中找到类似的潜流,王氏的杰出恐怕不在于方法上的高妙,而在于创获的重大,即通过科学缜密的考辨,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史,进而提振民族信心所起到的作用自无可估量。反观民国时代最引起关注的两方石刻,晋辟雍碑是经学研究传统的附丽,而王之涣墓志是对诗人生平的填补,其问题意识的新旧与解决问题的小大,不言而喻。

编辑:许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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